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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末的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若尔盖草原上，还有不少牧民忙于播撒草籽。但不久之后，他们很有可能将被植保无人机取代。高科技和农业之间的结合已势不可挡，农业正在被以植保无人机等为代表的科技力量重新定义。
作为仅次于消费级无人机的第二大应用市场，植保无人机的行业产值被认为达千亿级。数位业内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均有提及，这个行业已经从1.0的草莽时代进入到了2.0的初步成形阶段。在近十年的行业快速发展中，植保无人机的生产商、飞防手、农户用户等都面临着不同的处境转换。
到底这个千亿级的市场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又有哪些力量在驱动着行业生态不断升级呢?
无人机成“新农具”
位于川甘青接合部的红原县是以藏族聚居为主的牧业县，四月末的若尔盖草原上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麦洼牦牛和藏系绵羊，“逐水草而居”是当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但川西高原的脆弱生态、依赖牧业的农业结构、草场退化等，令红原县的牧区可持续发展、牧民持续增收饱受困扰。农业农村部农机化司近日印发2019年扶贫工作任务清单，红原县位列其中。实现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双赢发展，一直是牧区政府工作的焦点。因此，协调无人机制造企业赴红原县开展无人机撒播草籽测试与服务，被列入红原县脱贫攻坚帮扶任务之一。
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极飞科技”)联合创始人龚槚钦现场演示植保无人机的操作方式后，就被四五个藏民热情簇拥，他们或询问能否采用农业合作社方式购买，或询问撒播无人机使用效率。
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嘉央泽旺向记者介绍，牧民春季忙于人工播撒草籽，一天仅能播撒10亩左右，通常还伴有用量不精准、播撒不均匀等问题。对此，龚槚钦表示，若采用智能播撒无人机作业效率则达80亩/时，一天以8小时计，可完成640亩作业，相当于64个人的劳动量。同时，智能播撒无人机利用遥感与技术，可以识别出草原上长势薄弱的区域，自动生成“草原处方图”，实现精准变量播撒作业。
企业选择布局植保更多是基于这一市场的刚需。
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和结构的老龄化，使得农村用工难的现象日益凸显，对可替代劳动力“智能化设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50.04%逐步降至2018年的40.42%。具体到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的年龄构成，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55岁及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总人数的33.6%。
此外，自2005年农业用地实施流转以来，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逐步提升至35%左右。这为零碎的农业用地走向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提供了基础，也为植保市场提供了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同时，植保无人机在部分区域的使用效果也提高了市场的接受度。数度参与新疆无人机植保作业的贵州山河植保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东明分享称，传统植保方式每亩地包药成本约为370元，植保无人机包药作业的成本约为130元，可为农户每亩减支240元。
至于植保无人机的市场规模有多大，业内看法不一。但数位受访人士均提及，这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
《2016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耕地面积20.24亿亩。“依据每亩耕地每年需要无人机作业五次，每次收费10元算的话，这个市场规模就是千亿级别。”极飞科技创始人彭斌表示，这也是公司2013年果断转换赛道至植保无人机的核心原因之一。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全丰航空”)总经理周国强对此持类似的观点：“植保无人机在病虫害防治领域已超越传统的地面自走式喷雾器，这意味着中国80%的耕地是植保无人机可以渗透的。”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疆创新”)相关人士则持不同的态度。“比如果树的病虫害防治、草场的草籽播撒等，植保无人机的效果并不比人工、直升机播撒效果好，还有部分区域耕地不适宜植保无人机作业。”他认为，能有20%的耕地用植保无人机已属理想状态。
分歧背后，植保无人机的应用势不可挡仍是行业共识。目前，植保无人机在喷洒棉花催熟剂和落叶剂、小麦植保等应用场景已经成熟。东北、苏北、河南、新疆、河北等区域，植保无人机的渗透率较高。
分析报告显示，农用植保无人机是仅次于消费级无人机的第二大无人机市场。截至2018年末，植保无人机的作业面积占全国耕地不到5%。即便是以大疆创新20%的植保无人机作业面积推算，整个市场也存在极大开发潜力。
盈利困难是行业共性
2010年，无锡汉和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无锡汉和”)研制出植保无人机产品并付诸销售，被认为是国内这一产业的开端。
随后，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下称“珠海羽人”)、全丰航空、极飞科技、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进场，成为这个市场的早期开拓者。2015年被视为植保无人机行业的高峰期，一度有达200多家无人机企业同场竞争。
这方面的代表是大疆创新。大疆创新于2015年发布了农业喷洒防治无人机——大疆“mg-1”农业植保机，被业界视为正式切入农业服务市场的标志。
2017年被业内视为植保无人机行业发展的分水岭，经过前期的快速发展之后，行业迎来了第一轮洗牌。多位业内人士提及，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或者盈利不佳的航模生产加工企业、杂牌组装厂商成为首轮出局对象。同时，热炒这一市场的风险投资机构对该领域的兴奋度急剧下降。
市场发挥过滤功能后，植保无人机市场的销量仍在逐年提升，但整体已趋于冷静。
“剩下的玩家要么有技术储备，要么有稳定的市场份额。”珠海羽人相关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植保无人机从早期一窝蜂式涌入的1.0阶段进入到了2.0时代，也令参与者以更沉稳的心态直面农业投资的长周期、高投入、慢回报等特点。
尽管大疆创新相关人士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相较于植保无人机的经济效益，公司更关注布局相关领域所带来的企业品牌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公司在植保无人机领域探索出的自动作业等技术储备，但植保无人机已经成为大疆创新的战略性业务板块，由早期公司的一个专业模块变成了单独的事业部“大疆农业”。
“公司很重视这个领域，今年以来，公司在植保无人机领域的销量已经突破1万台。”大疆农业相关人士表示，这一销量同比翻了一番。
行业虽然火热，但植保无人机仍面临发展瓶颈。
首先，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植保无人机价位大多在3万~30万元之间，购置成本并不低。此外，由于电池技术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突破，植保无人机在续航和载重方面也极为有限，，这也掣肘了它的普及进程。这在购买群体的类别上也得到体现，数位受访人士均有提及，植保无人机的购买主体并非个体农户，而是资金实力更强的农资企业、大农场主以及专职飞手组织。
第一财经记者还了解到，植保无人机盈利困难几乎是行业共性。有企业负责人透露：“主要是植保无人机购买群体无法实现规模化盈利，使用者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一旦底层的植保无人机购买群体参与积极性受挫，植保无人机厂商谈商业模式构建、谈收益只能是空中楼阁。”
目前成功卡位的十余家公司仍在进行商业模式的调整。
扶持政策需更具针对性
植保无人机近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关键性节点均可以看到政府的“手”。
2013年，原农业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植物保护体系建设的意见》，首度提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无人机防治病虫害。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用航空建设。
此后，原农业部等多部委编制的《全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5年)》提出，拟在“十三五”期间，采取ppp模式支持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购置航空植保机械等。这被业内认为定调了植保无人机发展的大方向。
国补政策的持续扩围更是给植保无人机市场吃了定心丸。2017年9月，原农业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航局发文，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重庆等六个省市先行开展植保无人机购机补贴试点，每地资金1000万元。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又继续在全国其他10多个省份出台了相关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政策，进一步推动植保无人机行业的发展。
目前，植保无人机补贴以补贴购机为主，这被认为更有利于植保无人机制造商和销售商。河南、江苏等省份再通过采购服务等方式，将补贴资金部分引流至植保作业团队，进一步提升农业机械化和精细化水平。国补加地补的组合拳补贴策略也可理解为购机补贴与作业面积补贴并行。
关于补贴购机还是补贴作业面积哪种方式更具针对性，业内仍存争议。具体来说，补贴购机被认为操作难度较低，补贴作业面积则被认为更能遏制骗补、套补等行为，也更具科学性和公平性。但补贴作业面积要建立在有效获取植保无人机后台数据，并甄别数据有效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实际操作中，植保无人机空转、生产商与经销商进行数据作假等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更具针对性地核实作业面积，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在广东省、江苏省、河南省等下辖的部分地区都出台了相关工作方案，并委以第三方机构进行作业面积相关数据的采集。几乎所有涉及到作业面积的指标均有涉及每亩农药用量、现场作业照片、gps测量面积照片等参数，以确保植保作业真实性。但受制于经费有限、人力采集成本高等，难以推广开来。
但不断扩围的政府补贴政策、整体走低的植保无人机售价等，都坚定了周国强等在行业浸淫了十余年的老植保无人机从业者的信心。他表示：“行业整体在进步，但生态还处于初级阶段。相信在行业不断走向成熟壮大的过程中，后续政策也会更具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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