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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纵科：做真正的精准医疗，让大家用得起好的精密医疗仪器
『以前是好的设备用不起，以后我想让大家用得起，这是我的使命。好的东西中国一定要用起来。』
文/张浩
深度报道/共2458字/阅读6分钟
项目名称：湖北新纵科
主营业务：高通量同步荧光检测仪及配套试剂、高效组织细胞处理系统、智慧实验室系统、其他试剂及材料
融资情况：2018年8月获得中科院创投a轮投资
关键词：高通量分子诊断检测技术平台、精准医疗、精密仪器、流式细胞技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国家杰出青年、国家万人计划
受访人：新纵科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董事长王华林
一句话提炼：提供高通量精准分子检测诊断技术系统解决方案
成立于2010年11月的新纵科，已经迈入了第9个年头。而在8月份，才刚刚完成中科院创投的a轮投资。看上去，似乎有点慢。
慢的原因是因为，王华林想为国家做一点事，而非为了赚钱。
『十几年前我们就很清楚要做的事非常难，必须要有科研基础，否则走不下去。在科研上做出很好的成绩，做产业化才有底气。』
产业化这件事，王华林比其他人考虑的更严肃。
其实在精准医疗领域中，大多精密仪器全靠进口，价格高、售后差、一旦限制进口，企业面临停工。
『那为什么不去做它？』
咽不下这口气的王华林，想让从业者们用得起来。
『在科研上做出很好的成绩，做产业化才有底气』
王华林是典型的科技成果转化创业者。
2000年硕士毕业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同年留所并在职攻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2003年获博士学位。2000~2003年间获得荷兰nuffic和德国daad奖学金。
或许对很多科研工作者而言，将所学有所用，是不谋而合的志向。
对于王华林而言，这个契机并非迈入科研大门便开始，而是在2011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时才开始。
获得杰青后，王华林选取了国内较为稀缺的方向——分子诊断医疗器械领域。
由于应用领域广泛，分子诊断行业在全球得到了飞速发展。据相关数据，分子诊断市场规模从2010年16.5亿元增长至2014年45.9亿元，cagr达29.1%，占ivd市场的比例从2010年11%增长至2014年的15%，分子诊断市场增长率高于ivd整体增长率；假设分子诊断占比保持在15%不变，预计2019年分子诊断市场规模将达到108亿元，分子诊断有望成为最有前景的体外诊断细分领域之一。
发展虽为旺盛，但产业链仍有缺失。
大体说来，分子诊断行业的上游有仪器设备和试剂两块；中游是应用型企业，应用企业直接从设备供应商或经销商购买设备；下游则是血液样本采集和检测。
分子诊断行业和所有高端制造行业类似，上游核心技术更多掌握在国外，国内企业则更多集中在试剂或下游应用层面。但没有核心技术无疑会受制于人，几乎和今年的芯片行业类似。
所以说王华林想为国家和行业做一些事，是有道理的。他心里有种使命感。
做真正的精准医疗
而使命感这种东西，往往有其原因。
其实在所有精密仪器行业，最核心的就是设备。很多人觉得，设备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买就行了。但事实上包括王华林在内，大多从业者都有过『憋屈』的体验。
因为身处科研单位，常常要购置设备，王华林曾购置过某款精密设备，保修期一年，但刚好一年就坏了。于是找厂家来修，维修人员说：『上门一万，不保证修好』。
『我心想，上门1万不保证修好，这不是敲诈我吗？』
王华林后来到电脑城找了个小伙，没想到一会儿就修好了。『他说有个电阻非标了，买不到电子原件，我给你剪一截铜丝焊上去，然后就修好了。问他多少钱，他说50块，我直接给了他200块。这个事对我刺激很大，我当时琢磨这个事，不能一天到晚买进口设备。』
咽不下这口气的王华林，决心一定要自己做，想让从业者们用得起，也用得来。
但此时摆在他面前的3个难题是，一能不能做出来，二有没有完善的供应链做支持，三做出来的后续？
之所以有这三个问题，是因为在整个国内医疗器械行业，虽谈了很久的概念，但也并没有真正的精准医疗，其中有大量影响因素。
先说能否做出来，主要在高通量同步荧光检测仪这款设备上。
其投资人中科院创投皮振钧表示，『为什么说高通量分子检测那么重要？因为它能用在疾病检测上，并且功能丰富，在这个体系之内既可以检测核酸、又可以检测蛋白，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机器能做到这一点。同时在理论上可支持，在一个样本中检测500个指标。』
其实在王华林决定做这件事之前，2008年左右他曾去做过调研，发现国内几乎没人能做出来。
难度可想而知，相应王华林也一做8年。而之所以投入长达8年这样看似不经济的行为来做科研，是因为在他看来，企业走的远不远，取决于这个。
第二供应链。
这8年间，王华林除了做研发外，第二件事，就是『摸准了』高端医疗器械的供应链。
常年从事相关领域投资的皮振钧说，『武汉项目的成功率为什么这么低？北上广深的成功率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医疗器械在深圳、上海可以最短时间做好供应链，缩短研发时间，但在武汉，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新纵科目前的生产在上海，如何调光度、特殊技术等加工又放在了太仓。
第三后续。
采访过程中，王华林常谈到体系化。
因为一方面来说，医疗数据是海量数据，做海量数据的检测，必须要体系化设备做配套。其中特别是病毒性检测，不能接触，相应以物联网形式，他们也做了智慧实验室系统。
另一方面则在于，医疗器械行业的固有问题。
皮振钧表示，『在这个行业，30亿营业额是个瓶颈，1个亿净利润是个天花板，上新产品也不会把利润率提高，反而会消耗利润率和公司精力。原因是没有体系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高通量同步荧光检测仪外，新纵科还做了高效组织细胞处理系统及大量配套试剂产品，以及智慧实验室等项目。
另一方面也是对应长期的科研，做业务的补充。『在投资者来之前，我们要自己有造血能力，自己要养活自己。』
『以前是好的设备用不起，以后我想让大家用起来』
之所以谈到造血能力，是因为新纵科也经历过九死一生。
王华林表示，若不是上一轮中钰资本的负责人懂这个，很可能新纵科走不到现在。
『我们公司发展至今，没有成立融资部门，这些事都是我自己去解决。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做技术的公司很难成功转化，因为你的人员储备只有技术。我属于讲故事特别差的人，因为我们是做科学的。一直说我们做体系化，投资者看不懂，他不会跟你讲体系化，，因为这违背了投资的很多思路。但在我的理念，体系化是最有价值的。』
对于这几年来为数不多的融资，王华林也较感慨。
他端着速溶咖啡，在中科院武汉研究所不大的办公桌后说，『我们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以前我对自己的年龄不太满意，从读书到现在一直踩着时代的末班车。这次，我终于踩到一个头班车。』
对于这位科研从业者而言，『使命』是说出频次最高的一个词。
『以前是好的设备用不起，以后我想让大家用得起，这是我的使命。好的东西中国一定要用起来。』
事实上分子诊断已是很大的市场，毋庸置疑。只是在中国的渗透还很低，只是我们离精准医疗的路还很远。
而新纵科更多想把这条路铺得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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